王金南認為，中國的環境保護存在結構性問題。目前，中國環境問題面臨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和氣候變化“三座大山”。三個問題牽涉國內、區域和全球等不同范圍。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需要平衡以上三個方面問題，“我的看法，‘十二五’的重點，應放在污染治理和生態保護兩個方面。

　　在主要污染物減排方面，“十一五”規劃設置了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COD）兩個指標。王金南透露，環保部門的意見，在“十二五”規劃中，納入污染空氣的氮氧化物和導致水污染的氨氮指標，減排量在5%-10%之間。

　　王金南稱，環境污染治理也涉及三個結構層面，包括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環境質量改善和環境風險防范。但這三個齊頭并進，則不太可能。對環境風險防范要有一些基礎性的準備，但不可能同步去推進。如同美國、歐洲的經歷，環境污染治理的過程存在路徑依賴。

　　同樣，環境質量改善肯定要做，但能不能做約束性指標，可以因地制宜來考慮，尤其是北京、上海這樣的人口聚居地，質量改善就重要。就要采取措施，比如改善能源結構、搬遷污染企業和調整產業結構，這些措施的效果很明顯。“僅靠末端治理，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談及污染物總量控制和減排，王金南認為“這必然是長期的任務”。根據美國削減的經驗，中國不僅“十二五”要繼續，甚至會延續到“十四五”“十五五”。因為目前的污染物排放量遠遠超過環境容量。比如，要達到四類或三類水質的要求，只能排放800萬噸COD（化學需氧量），而現在排放量是3000多萬噸。

　　王金南介紹說，二氧化硫也是如此，目前的允許排放量（環境容量）也就是1200萬噸至1600萬噸，“十一五”初期為2500萬噸，減去10%就是2200萬噸左右，按環境容量的下限，還有1000萬噸要削減。而這僅僅是存量削減，增量還在出現。

　　他建議，“十二五”期間應采取一些更有效的經濟手段，如更多使用排污收費、脫硫補貼、環境稅、排污交易、生態補償等經濟政策手段。“有些政策，比如生態補償、排污交易，已在政府工作報告提了兩三次了，希望‘十二五’有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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