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經過“文景之治”的休養生息，到漢武帝時期逐漸強盛起來。武帝初年，出現了著名的“儒道之爭”，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創中國傳統主流文化之正統。“儒道之爭”緣何而起？為何儒家文化能取代道家學說？這對當今處在經濟浪潮中的企業改革發展又有何啟示？
　　本文作者認為，“儒道之爭”的“幕后主謀”是經濟的發展變化。儒家與道家學說各有千秋，最終儒學取勝的原因是它更加適合當時的經濟發展程度，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使然。漢代初年，經歷秦末大亂、楚漢爭霸，漢帝國一片斷壁殘垣，急需休養生息，黃老之學的“無為而治”迎合了當時的社會需求。隨著經濟恢復繁榮，“無為而治”與社會發展的矛盾開始凸顯，武帝初年，儒家與道家的爭斗終于公開化，并展開論戰。對于當時經濟發展而言,儒家學說更為適合，取得了論戰的最終勝利，在中華傳統文化舞臺上獨領風騷兩千余年。
　　隨著改革開放，我國的經濟飛速發展，企業改革也穩步推進，現代企業管理大大提高了企業效率，成為中國走向世界的重要推力。近幾年，隨著國學的興起，很多企業開始考慮把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和西方的現代企業管理理念相結合，創新發展，迎來新的騰飛。企業改革應該以什么為依據？怎樣改革才能真正是“量體裁衣”，推動企業發展壯大？人文與法制，現代與傳統，在各種管理理念沖撞交織中，怎么才能找到適合企業發展的“靈丹妙藥”？
　　本文作者認為，企業的改革發展應以企業自身的規模、企業發展的階段、所處的人文環境等實際狀況為基礎，實事求是，根據企業的發展變化制定不同的發展策略和管理方法。儒家學說誕生于春秋，卻一直到漢武帝時期才真正成為主流文化。毋庸置疑，在漢初，儒家學說并不適合當時的經濟狀況，真正能推動經濟發展的是道家的“無為而治”。雖然經濟繁榮后，道家文化被儒家學說取而代之，但其在漢初經濟蕭條的情況下，對經濟發展的巨大貢獻是不可抹殺的。就如一個企業，起步階段和壯大后的管理方法自然不同，但并不代表后者比前者好，只能說后者比前者更適合現階段的企業發展。
　　馬克思說，任何事物作為過程而存在，作為過程而發展，企業也一樣。在這個“過程”中，企業不斷地“變化”，管理方法也需要隨其變動，改革與發展并駕前行。“白貓、黑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實踐檢驗真理，適合的就是最好的。跨國集團需要文化來凝聚，一個小的企業可能更需要制度來約束；現代企業制度建立了完善的激勵體系，傳統文化散發著中國獨有的人文氣息。每一種理念都有自身的獨特魅力，他們之間互相聯系，交織呼應，共同組成一個企業獨有的管理理念和文化。無論是學習先進企業還是研究自身存在的發展掣肘，企業的現狀和行業的前景都是制定規劃的基本依據。鞋舒不舒服，腳知道；改革對不對，業績驗證。當或先進或傳統的管理理念、改革方向紛沓而至時，“適不適合”或許可以作為衡量它們孰輕孰重的主要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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